一位社会学家说透本质的话，让我听后振聋发聩，他说：“如果一个社会里满大街跑的都是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小哥，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？当阶层分化严重到让大量人觉得自己被社会彻底抛弃时，反社会行为就不是意外，而是必然。”
老赵的网约车开了四年了，车牌尾号是62，乘客叫他“赵师傅”。他每天下午四点出车，凌晨两点收车，跑过这个城市最堵的晚高峰，也跑过凌晨空无一人的高架桥。他的车是一辆旧款电动车，后座皮套裂了一道缝，他用透明胶带贴住了，贴着贴着就习惯了，像一道愈合后留下的印记，不再需要额外的处理。
他拉过的人很多，有喝醉的、有赶飞机的、有在车上哭的。他很少主动说话，只在乘客问路的时候开口。他不会告诉他们，他以前在厂里干了十五年，厂子搬走了，他除了开车什么也不会。他不会告诉他们，他女儿读大二，学费是助学贷款，他每个月跑车挣的钱刚好够还贷和付房租。他的生活是一笔正在被精确分配的预算表，每一项支出都对应着固定的收入，像一条关闭的回路，只有在固定的时间段才有电流通过。
那天晚上十一点，他在市中心接了一个单，乘客是年轻男人，穿深色外套，上了车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。导航报了地址，老赵看了一眼，是一处新建的高档小区。车开了十分钟，后座的男人忽然说了一句：“师傅，你觉得累吗？”老赵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那人的脸半明半暗，只有路灯的光从他脸上滑过时能看清轮廓。老赵说“还好，习惯了”。
男人没有接话。沉默了一段路之后，又说：“我前两天刚被裁了，干了六年，HR说公司架构调整。出来之后我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，看见对面有个外卖骑手在等红灯，他在看手机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但那一刻我有点羡慕他——他至少还有事干。”他的声音很平，像在陈述一个已经被消化过的事实。
老赵握着方向盘，前方的路口红灯亮了，车在停止线前停下。他想起去年冬天有一次接单，去一个老旧小区，乘客下车之后他发现后座落了一张社保卡的复印件，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身份证号。他打客服电话联系了乘客，对方说不要了，让他扔掉。他没有扔，后来那张复印件在他手套箱里放了大半年，像一道他始终没想好如何关闭的开关。
绿灯亮了，他松了刹车，车继续往前。后座的男人说：“师傅，你说这世道，是不是有些人注定就是跑在路上的？”老赵没有回答。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他想起自己刚开网约车那年，以为自己只是暂时过渡，等找到更好的工作就换。
后来发现“更好的工作”那五个字像一条永远在维护中的公路，入口处总是立着施工牌，而他已经在绕行的路上开了太久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后座那个人，他不是因为选择了这条路才走在这条路上，他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口可以右转，才会沿着这条线的延长线一直开下去。
车到目的地，男人付了钱，下车前说了一句“谢谢师傅”。老赵点了点头。车停在小区门口，他没有立刻开走，坐在车里看着那道背影走过门禁，转过花坛，消失在一栋楼的入口处。
他想起那份留在他手套箱里大半年的复印件——一张被遗忘的证件，会一直停留在副驾驶座前方的储物格里，像一道他没想好该向哪边拉拢的界限。他没有扔掉它，也没有刻意保留它，只是让它继续待在那儿，和车内其他被遗落的物品一起，等待某个不确定的归期。
他把导航清零，挂上D挡，慢慢驶离。凌晨的街道很安静，他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看见一辆外卖电动车停在路边，骑手正低头翻手机。他想起那个男人在车上说的“他至少还有事干”。
他不知道那个骑手在看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会在第几分钟后重新拧动电门，继续赶往下一个订单。他只是经过了他，像无数条在深夜交错的路线一样，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方向，没有停下来确认彼此是否正沿着同一条单向道行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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